听风阁

解读人与守护者

　　有朋自远方来听南音，不亦乐乎。

　　那一个夜晚友人失眠了。第二天见面，我连声道歉，因为事先忘了提醒“钱观音”于舒心开怀之后带来的“负面作用”。友人摇头大笑不止，我一时困惑，急急求解，方知是百源池畔听南音所致。友人供职于一家知名媒体，走南闯北许多年了，见过的世面也多，却在古城泉州被琵琶洞箫所征服，确实出乎我意料之外。

　　接下来自然是我的尴尬，由于才疏学浅，对南音知识知之甚少，我无法回答友人那连珠炮似的提问。遇到类似场面的泉州人相信大有人在。作为南音的故乡，作为正为南音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的城市，泉州应该拥有用非学术的形式介绍南音的读物，陈瑞统先生的《琵琶洞箫说南音》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

　　瑞统是知名作家，著作等身，我对他的敬佩倒不是作品的总量，而是他在文艺领域的多面手，新诗旧诗，散文随笔，电视剧本，文学评论，晚会台词，他都得心应手，碰上市里举办大型节庆文艺演出，他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一位。泉州主办了多届国际南音大汇唱，会刊的文字多出自他的手笔，起初我以为他的积极投入在于他从事文化工作之缘故，直到浏览了这册厚厚的书稿后，才觉得简直是误读他了。

　　南音被专家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著名琵琶大师刘德海教授甚至称之为“中华民族音乐的根”。晋人衣寇南渡，随后唐代宫庭音乐传入闽南，南戏的兴起又进一步完善了南音艺术，泉州的海交文化则把南音带到了台湾和东南亚各地。不靠政府行为，根植于民间土壤，广泛的自发的群众性的传承，是南音生生不息的原因。但是如同其他古典戏曲一样，当代南音面临的危机也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精英人群对南音的陌生，不是仅靠在一两所大学里设立本专科的南音系就能解决的，从这一层面理解，瑞统这一部新著的出版，意义非同一般。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市对南音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瑞统书中收入的文章，实际上是文学形式的南音大记事。从容、深情、知性，既文辞优雅，又真实记叙，是该书文字的一大特点。写出华丽的文章并非不易，让阅者动容才可称上品，瑞统写南音，最初可能出于兴趣，出于工作需要，再经长年用心奔习后，成了南音的知音，方有下笔的游刃有余之域。因为热爱，解读是一种义务，守护是一种责任，瑞统俨然是南音乐团的编外一员，他接待过峻青、郑愁予等众多作家、艺术家，几乎每一次，推销南音都是保留节目，这些名家笔下的泉州，也因此乐韵悠扬，色泽生动起来。去年11月，我所在的报社举办金庸先生泉州文化之旅活动，期间特地邀请南音乐团为金大师表演，瑞统先生主动参与接待陪同，热情介绍南音的相关知识，极尽一份地主之谊。

　　南音是语言的艺术，乐苑的奇葩，没有闽南语，就没有南音。从国家民族的发展史看，语言是文化薪传的基石。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方言仍有生存的空间，东南亚华人社会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力，在于对闽南语的认同，在华埠，听到南音就是见到乡亲，听到南音就会梦回唐山。泉州每年举办南音大汇唱，海外、港澳台争相组团参赛，这一民间音乐盛典，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奇迹。正缘于此，瑞统看到的南音的前途是光明的。

　　尽管南音在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的专场演出引起轰动，得到国内外权威人士的高度评价，但南音的活力源自民间。我们向在象牙塔研究南音的学者表示敬意，却希望有更多的像瑞统这样文化人来欣赏南音、了解南音、推介南音。依瑞统的积累，完全能够写一部通俗可读、知识性兼文学性的南音专著来的，我们有理由期待。

             新年快乐！

    时下，新闻从业者出书并不稀奇，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和主持人，如我曾采访过的赵忠祥、倪萍、白岩松和崔永元。作为名人的他们，叫人欣赏的当然是身为采访者所表现出的机敏与智慧，让我羡慕的则是他们有机会亲历一些重大的历史时刻，有机会与一些杰出的时代人物对话。至于他们走向成功所经历的艰辛，则是多数新闻人习以为常的，只是各人遇到的境况不同而已。
    地方报纸的记者，作品极少能获中国新闻奖一、二等奖殊荣，原因之一就是所报道的新闻事件往往不是全国性的典型性事件。但记者的价值并非只为获奖而存在。近年创办的一批报刊，得大奖不见得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却相当显著。因此我更敬佩的记者，是深入生活一线，潜进社会底层，不畏艰险，克服困难，直面现实，展示真相，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宣传改革开放，又与群众共呼吸，为百姓鼓与呼的记者。如《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的采访者；如《南方都市报》打入广州火车站吸毒群体的暗访者；如面对暴徒张君一伙洗劫商场时的枪口勇敢举起相机的《武汉晚报》记者刘国勤；如因报道老虎机事件被歹徒鸣枪“警告”的《福州晚报》记者顾伟。他们仅是中国60万新闻从业者很普通的人物，但他们记录历史，他们是社会良知的代言人。
    《东南早报》的“泉州焦点”版是2001年8月出现的一个版面。当时许多报纸都开辟有类似版面，如《泉州晚报》的“特别报道”，很受读者欢迎。早报充当市民的精神早餐，新闻内容追求短平快，如果有个深度报道版，可以增加报纸的阅读分量，但是天天出刊一个版，行吗？我的担心更主要的是，早报缺乏一批有经验的专题报道记者。泉州新闻中心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一帮20多岁的小青年，无异于一次冒险。
    这个由5人组成的特别行动组中，组长谢庭荣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这位面庞黝黑、体格结实的小伙子毕业于仰恩大学，1998年8月，他带着一叠相片和稿件来到报社，要求在《泉州晚报·海外版》实习，当时我是海外版编辑部的负责人。他讲述完利用暑假踩着自行车骑行2000多公里去西北地区“长征”的动人故事，也就成了编辑部的编外人员，这应该算是他接触新闻的开端。毕业后，他去了团市委主办的一份青年报当记者，得到了进一步锻炼。早报创办后不久，谢庭荣多次表达了加盟的意向，但早报招考录取期限已过，于是他又一次成了实习记者。台风“碧利斯”正面袭击泉州期间，早报记者在编辑部的统一部署下，显示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风貌和团队意识，在旧桥断裂、山体滑坡、大堤渗透的每一处事故现场，都活跃着冒着生命危险采访的早报记者，其中就有谢庭荣的身影。谢庭荣在办理转聘手续时竟拿不出毕业证书。一问，原来他出身贫寒，因拖欠了学校数千元学费，一时未能拿到毕业证书。报社施能泉总编了解此事后，非常关心，特借款予他度过难关。
    同样来自农村的是林志党。他在福州大学就读期间，就已到《东南早报》福州记者站实习了8个月。他给我的印象是，讲一口漳浦腔普通话，不管什么时候总是微笑着，对工作极端热情，一有线索马上出发，碰到难题主动请教。记得他实习期的分值比一些已聘用人员还高，可见他是能够吃苦、懂得用功之人。
    5人中，周长锋在四川成都一家报社当过机动部记者一小段时间。两位泉州本土人士梁泉伟、杨莹刚出校门，是经报社的严格招聘考试后录用的新人。他们分别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虽专业不同，均能较快地适应早报工作环境。
    对一个记者来说，学识基础、性格修养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具有敬业精神。特别行动组毫无工作经验可言，有的是对新闻的全身心投入。我上夜班多，常常是深夜一两点，还见他们嘀嘀咕咕地讨论着，或评点昨天报道的欠缺，或筛选明天的采访题材，而早上七点半，他们的晨会又准时开始了，难怪有同事称他们是“拼命三郎”。伴随着新记者成长的，有欢乐，有烦恼、也有困惑，我没有列出他们工作中的种种不足，并非说明他们已经成熟，重要的是他们应学会反思，清楚每一个发展阶段存在的不如意处，而且努力去加以克服。
    《东南早报》创办伊始，记者出门总要携带几份报纸，采访难度不小。而现在，早报在泉州、石狮、晋江、南安等城市家喻户晓，在厦门、漳州、福州、莆田等地区有一定影响，发行量迅速攀升至12万份，居福建省都市生活类报纸第二位。这其中，离不开泉州晚报社的全力扶持，施能泉总编和报社编委会的悉心指导，同时也是全体早报人心血汗水的结晶。特别行动组便是其中的代表。
    今年初，为适应报社事业的发展和报业市场竞争的需要，《东南早报》版面作了进一步调整，“泉州焦点”也暂时告别读者。行动组成员有的仍在早报记者岗位，有的调往本报网站或晚报采编部门，作为集体符号的“邢动组/行动组”已经留在读者的记忆中，而早报编辑部人员团结拼搏、积极进取、不怕艰难、敢于创新的精神却一直在延伸着，薪传着。（２００２年６月，《特别行动》序）

    我最早知道细民的名字是从本地一份报纸的《细民细说》专栏上。接连拜读了几期，对此君便有了初步印象：知识面广，表达力强，机智而幽默，温和而辛辣。
    1989年仲夏，我从香港探亲返泉，得知自己的作品在几个月前举办的首届泉州青少年艺术节上荣获了文学奖，缘着通知单标明的住址，我找到了设于泉州五中红砖楼的奖状寄存处——康君宿舍。我当时好像说了些诸如“心仪已久”之类的寒喧话，细民也不故作谦虚，只是一个劲地抱拳还礼：“彼此，彼此。”我不禁暗自发笑，此情景，不就是“互相吹捧，共同愉快”的注释吗？够意思。首次见面，目光重点锁定他那副平凡相貌中的两外亮点——小平头加小胡子，活生生一个鲁讯现代版，更觉得他的可爱了。日后的频繁接触果然证实了这一判断。我的另一位朋友，文章写得当当响且同为泉州五中语文老师的陈武也不得不佩服这位业务上的竞争对手：阿康的课最受学生欢迎。几年后，我俩前后脚进了报社成了同事，每每一起外出，总能碰到些他的熟人，一问，有不少是他过去的门生。尤其是女门生们，对待康师傅那股亲热劲儿，真令我说不清是羡慕或嫉妒。
    细民搬入新华路报社大院里那座最失形象的过渡房——纸库上的单身宿舍时，除了几大箱图书，“家”徒四壁。我曾私自主意，花点纸砚钱，不算润笔费，赠他副补壁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方案尚未执行，却发现这家伙又一能耐：善书。我们组织了一场“为市民书写春联”活动，地点在市中心的工人文化宫，参与者多为有点名气的青年书法家。细民的任务是新闻报道，没想到反客为主，兴之所至，笔走龙蛇，一时求字者甚众。一旁的青年书协会长蔡宗伟见之态势不免惊奇，细民则眯着小眼，脸色红润，独自细语：“今日冬阳和煦，顿觉舒心活络，运腕顺畅。”
    说得不乏调侃，却也露出他的一大弱点：情绪化生活。记得我责编《泉州晚报·经济周刊》时，开设了一个“经济自由谈”栏目，一个月请一位作者主持，每周一稿。主意甫定，我急奔单身宿舍楼，把细民从被窝里拉出来，宣布列他为第一号“主持人”。他倒也哥们义气，随即抓过枕下一把稿纸就床作业起来，着实让我感动了好几天。不料风云突变，任你磨破嘴皮，第二周一直没见他动笔，问其因，答曰没有兴趣。不得已，我只好自己咬牙捉刀顶班仿造，文章质量差强人意，当然署名还得照旧：康仁堂。
    对一个喜欢吟诗作赋的人而言，情绪化也许算不上缺点，不信去读读《有许多人听了你灵魂的声音》。细民在他的那本诗集中浇铸了浓烈欲滴的情感，只有他这般的书生气，才可能留下这般纯情的诗篇，来验证“人生在世，总得有一些爱，使我们不可自拔；总得有一些恨，使我们更加不可自拔”。我便是他的“脆弱”一面的见证人。曾经，倾情的心血付诸东流，面对打击，他整天让“酒在愁容里燃烧”（细民诗句）。而今，娇妻爱子左拥右抱，心满意足其乐融融的他，倒是远离烧酒如远离战火，把这种“最时髦”、“最生动”、“最难过”的东西封存于记忆中了。
    细民在报社是以“硬汉”闻名的。采写社会新闻是他的长项，舆论监督的稿件容易得罪人，好几次，被曝光者还追副到报社无理取闹，但细民依然我行我素，他说：“我只是在尽一名记者之责。”有一次，我俩到晋江采访一起涉嫌仿冒商标案，厂方知来者不善，便叫来一大帮人，在采访现场形成一个包围圈，细民临危不惧，颇具虎穴拔牙之英雄气概。我们相互配合，有张有弛，顺利达到采访目的。临走时，心虚的厂方负责人硬把一个红包塞进采访车，却被我们挡了出去。今日想来，那次惊险经历仍称得上我联手采访的得意之作。
    细民的幽默散文、生活随笔不断地出现在报刊上，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两三年前，我曾经向他建议，把发表过的作品结集出版，那时的他没有吭声。他是个精品意识很强的人，也许他认为还不到火候。岁月飞逝，沉实的总归还是要留下来，于是有了这个颇有分量的集子。作为读者，我也可以再一次在笑声中回想他在那些“一个人傻傻地吃，悄悄地活”的日子里，很专业地侃时装、美食、旅游、酒水、明星等最时尚化的话题，从他的个人情趣中去观赏他的智慧火花，去品味什么叫“小康水平”。(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６日，《越活越理性》序）

    愿景是企业未来目标、使命与核心价值的结合体。
    一个企业的成功，与愿景的规划不无关系。耐克的愿景说起来很土气：“打败阿迪达斯。”但却激励员工处处把对手放在眼里，时时有被赶超的危机感。
    戴尔公司的愿景首先体现在战略的扩张性，希望成为同一领域中的“世界制造中心”，其次是完美的执行，这一点体现在终端服务的细节上。使命感、危机感和持续学习也是戴尔的文化价值观。
    深圳华为公司的愿景是“丰富人们的沟通与生活。”华为从事的是通信业务，未来的竞争，未来的市场，未来的影响，都与网络有关，研发能力便成了核心问题。互联网让世界走向全开放，让全球化成为可能，未来可以颠覆这个世界的秩序，只有互联网。今日的华为拥有了5000项专利，并且在争取拥有几项基本专利，其目的就是拥有市场的主导权利，至今全球有超过1。5亿部电话用户采用华为的设备，传统交换机占世界总量的16%，新一代的NGN交换机有可能要占到28%，这一成果，实践了任正非十年前提出的“华为的追求是实现客户的梦想”的企业使命。
    愿景的设计需要想象力，有梦才有人生，人活着，都是为追梦而来，没有前瞩性的愿景是不可理解的。
    愿景又不是漫无边际的空想，否则全世界只存在一种愿景，现实性是愿景的特性之一。
    好的愿景是独特的、可及的，可以用简单的表述说明清楚的。
    好的愿景可以激发团队充分发挥潜力，创新业绩，创造奇迹。
    报业是特殊行业，报纸是特殊产品，在市场条件下，说到底是一个企业，其特殊在于比一般企业更注重社会责任。新的传媒竞争时代的到来，文化选择、价值建构与现代管理比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愿景成了指路明灯。
    愿景不是虚幻的，因为它涉及到技术、工资、制度。好的待遇人人向往，但我们希望吸引人才的、留住人才的不只是工资这一条。
    记者的职业没有八小时内外之分，编辑更是“为伊人作嫁衣裳”，没有使命感的报人，仅仅把新闻工作当作一份职业，严格地说不能称得上报纸的核心骨干。缺乏工作主观能动性，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缺乏团队合作态度，斤斤计较，挑肥捡瘦，即使有良好的文字技巧，精通的操作技能，也与报纸的核心价值隔隔不入。　　
    早报初创两年多，我们即提出打造“闽南主流生活报”的目标，让其成为愿景的核心部分。在当时，有人以为是痴说梦，画饼充饥，现在看来，这个目标的确立大大地鼓舞了员工的积极性，也使主攻市场的轮廓清晰化，是非常正确的。早报的第一要务是要成为泉州第二大报，与晚报互相配合，共同抵御外来入侵的报纸，捍卫本土市场，这个目的基本实现了。
    下一步，早报的梦呢？或者说，用什么战略规划未来的愿景呢？　　
    站稳泉州市场，拓展闽南空间，影响闽东南沿海地区，为泉州晚报社创造更良好的发展环境，打磨具有竞争力的利器，最终成为一张区域报纸，成为报社的最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才是办报的目的所在。我们用了五年时间，成为闽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我们提出闽南区域报概念时，厦泉漳城市联盟尚未见动静，如今，与政府力倡的闽南区域一体化意图不谋而合，争取再用五年的时间，真正办成闽南三市间最具影响力的市民报纸，进入全省生活类日报综合效益前二位，并以自身的办报特色成为区域型生活类都市报的一个代表（简称“三”、“二”、“"一”）。在经营效益上，除了新闻信息广泛传播的社会效益，广告投放也更显出经济效益，早报与晚报并驾齐驱，成为报社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亮点。在现实意义上，丰富读者的精神生活，优化市民的生活方式，激发社会的创业热情，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实现报纸肩负的社会责任。在赢利模式上，创造出有别于晚报的特色，以企业化的管理方法核算成本、运作资本、改革人事与制定纪律，以主流读者需求为导向，以市场贡献论英雄，实行扁平化管理，把服务放在核心位置。
    《南方都市报》标榜“办中国最好的报纸”。《新京报》表明“北京人的新闻主干道”。这种把愿景作为口号的报纸越来越多，当买方市场形成、马太效应普遍时，报纸的经营者必须思考，现实的生存发展问题如何与职业的神圣感、成就感揉合在一起？
    服务意识应该成为我们的价值观，“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应是早报未来发展的根本动力。
    早报服务的主要对象是谁？竞争对手的读者构成优于我们什么？什么人群是我们必须争取的读者和客户？早报的哪些内容不为读者所喜欢？早报的危机感在哪里？社会价值在哪里？同行中的前3名是什么报纸？如何才能达到我们自己的奋斗目标？
    “为读者的生活品质服务”，以前的报纸更多地体现出政治权力的影响，机关报最为典型，基层的百姓见到记者如同见到上级领导，诚惶诚恐。早报的读者定位是广大市民，意味着我们要在市民中办报，时时感受到他们的呼吸、他们的需求，所谓“百姓视角”。   
    报纸内部管理体制必须科学设置，读者不会去注意你的级别、权限，他更重视的是你的质量，内容、形式与时效、销售服务的质量，版面的改革，流程的改革，人事管理与组织机构的改革，都要从利于服务读者的角度考虑。　
    “为读者的生活品质服务”，核心读者是关键，城市的主流读者是我们的主要目标读者，它体现了早报的市场影响力，所谓“主流品质”。　
    早报的社会意义除了提供新闻资讯外，还要提供生活方式，提供价值观点。未来的市场将进一步细分，未来的读者文化素质将大大提高，他们不会仅仅满足于厚报信息的海量（永远比不比互联网），早报提供的方式、观点也许不是惟一的，但必须是有用的。
    “为读者的生活品质服务”，早报以自己的媒体立场影响读者，引导消费，探求商机，宣传文化，主持正义，起到“守望社会”的作用，实现媒体的社会价值。　　
    地处海峡西岸的闽南是福建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也是福建今后大发展的希望所在。未来的闽南报业市场将会重新洗牌，省报集团增加在闽南培育子报的投入势在必行，外省报纸与本地媒体合作办报也非没有可能，闽南三市都市类报纸的同质化竞争日益剌刀见红。政策优势，大报背景，早报只能望人项背兴叹，除此之外，人才、机制、资金都有可能与对手拼搏一番，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要素发挥的作用将更加显著。早报不会回避这些现实问题，相反，早报目前已是闽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这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三市市民与早报已是熟客，闽南主流生活报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已为他们所接受，只要我们对闽南读者的生活服务做得更好，让相互间形成更牢固的忠诚关系，形成终端服务链，完全能够继续保持区域间的发行优势，并不断优化发行结构，不断提升在广告市场、经营市场的影响力。
    在共同的价值观深入人心之后，学习型团队的建设水到渠成。我们知道，发行量不等于一切，只追求发行量仍然是粗放型经营的特色，如何精耕细作，与时俱进的团队的作用就浮现出来了，报纸的生产是一个流程，它体现的不仅是印刷质量，不仅是送报时间，报纸体现出来的总体特征，如反映速度、内容选择、处理角度、整合水平、立场观点、版面风格，不是靠一个记者或者编辑能够做到的，团队的作用在新闻策划、活动开展、异地联动等方面更是无可替代，传媒生产、经营的各个相关链条都与核心价值观有关。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中国报业未来趋势预测，今后高端主流大报的地位仍由中央、省级机关报引领，都市报目前的百贷式的经营模式，因无法与互联网优势相比，将会被专卖店经营模式所取代。都市报的白热化同质竞争必然会决出高低，一个城市的多张都市报中，完全可能出现遥遥领先主导市场的一哥，这种主流的概念与党报的主流概念不同，它的主要读者不局限于机关干部，是社会行为能力、言语能力强大的群体总和，由于这一群体分属不同的界别，因此未来的都市报要应时而变，区域与人群的针对性更强，走“综合新闻”加“分众资讯”相结合的道路。早报的《晋江制造》专刊，面向创业阶层，可以算是有益的分众传播尝试。下一步，还可以考虑嫁接活动，如会展、培训、行业资讯服务，从采编版面过渡到经营版面，真正以信息资源、传播平台之长打造核心竞争力。
    传媒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取决于各种媒体的发展水平总和的均值，单个媒体之于传媒业的关系，同理是水涨船自高。因此，早报不拒绝竞争，不中伤同行，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在竞争中学会竞争，在竞争中提高竞争能力，以开放的心态做人处事，以美好的愿景鼓舞士气，做到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居安思危。（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０日）

    9月24日，报社党委会组织的20多位党员到井岗山参观学习，从晋江机场出发，能够在飞机上读到自己采编的报纸，心情是愉快的。不过，他们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东南早报》的B叠不见了。那天是星期五，《闽南周末》出刊的日子，为配合国庆黄金周，专刊特别策划了一期很有份量的礼品《泉州魅力乡村之旅》。
    我知道了这一情况，马上打电话给早报发行中心的侯刚主任。侯刚解释，说是报纸印刷跟不上，导致发行匆促，从而使机场方面未能配搭A、B叠。因为印力问题影响，运送时间推后，机场已减少部分早报份量（赶不上早班机），这我是知道的，但发行中心的责任不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的发行员事先把A、B叠插好，空姐不会故意把B叠抽出不予分发的。
    上飞机是每一份报纸的梦想，以前，空中只有一份《中国航空报》，现在，乘客的要求高了，报纸成了与快餐一样的飞行旅途必备。飞机航线跨越省界、国界，报纸的传播半径随航线的开辟而延伸，有着本地发行不可替代的宣传广告效应。何况，乘机的旅客多为社会主流人士，他们本身就是报纸首选的目标读者。我每次从晋江、厦门两机场出公差，总要浏览《厦门航空》杂志，数数其中的闽南本土广告有多少条（半数以上为泉州、晋江、石狮广告），企业为何青睐航空读物，无外看中主流读者。再举个例子，《京华时报》在打开市场形成良好的发行量之后，为了追求主流读者，及时调整提成政策，把发行投入的重点放在机场、酒店、写字楼等主流人群集中出没的地方，较好地实现了有效发行。这种做法是灵活而务实的。
    在报业发达的城市，报纸上飞机本身就是一场竞争。我有次到深圳南山日报社访友，友人介绍，他们的报纸是争取免费上飞机的，免费送航空公司还要“争取”，可见竞争之惨烈。一个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纸众多，航空公司有了充足的选择权，报纸竞争的结果，渔利的是航空公司，要么免费，要么优惠，不然拉倒。《东南早报》能顺利登机并让机场方面出钱订阅，发行中心花了不少心血。如果，因为我们自身的原因失去了部分价值，岂不可惜。
    针对早报出现的问题，我们只有亡羊补牢，一方面提高印报效率（10月份新的彩印中心投产后可望解决），一方面提高发行质量，甚至调整机场提成比例（此为软件，做不好应算发行中心的账），多与机场方面沟通，争取有更多的早报能飞上蓝天，传播到四面八方。(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日)

    虚假新闻愈演愈烈，到了非整治的时候了。
    6月8日，中宣部和中国记协在京召开“坚决制止虚假新闻座谈会”，探讨防范、抑制措施，意义非同小可。
    中宣部李东生副部长把虚假新闻归纳为5类：捕风捉影的疑似新闻、凭空编造的虚假报道、文题不符的标题造假、夸大其辞的失实报道、违反常识的误导性报道。文化娱乐报道、体育报道和经济报道是假新闻多发区。
    只要媒体存在，虚假新闻就不会消失，传播行业是社会形态的一部分，虚假新闻的日趋严重，与社会道德的滑坡，市场竞争的恶化有密切关系。过去的新闻报道并非没存在虚假现象，大跃进时期的亩产量、钢产量、煤产量等都夸大其词，“文革”中媒体上的揭批则多指鹿为马、黑白混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转型期状态，对经济利益的过份强调和媒体的商业化倾向，造成片面的发行量/收视率追求，“炒作”一旦过度，导致走火入魔，虚假新闻出现的概率就大了。
    李东生举了几个近段来发生的例子，如“180万买宝马砸着玩”、“李雪健病故”、“一贫困女大学生一年伙食消费仅8.35元”、“李连杰重返青海修佛法”等，都曾是许多媒体竞相转载的热点新闻，其中的“东山岛军事演习”，省内一家都市报见了报，受到上级批评，早报也看到此消息，但慎重分析后，弃之不用，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有看点才有卖点，从业界心态着眼，没有经营意识反而是一个优秀报人之大忌，也因此有的记者对批评抱无所谓态度，认为只要不是政治问题，最多被扣点奖金而已，以这种思想来办报是相当危险的。举财经报道为例，去年10月18日某报刊发的《保证金有限赔付，高危券商捆绑股民》，今年3月30日某报《1500亿热钱豪赌人民币升值，4月底从股市撤退？》两稿内容严重失实，小道消息取代权威发布，误导读者，造成股市普通的恐慌，如此关系国计民生、社会稳定之大局，岂是一篇检讨、一份奖金可以挽回？
    前些年，各报刊大量使用社会撰稿人来稿，大刮虚假之风，其结果是媒体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公信度的下降实际上就是媒体社会地位的下降、记者地位的下降。近年来，大批毕业生加盟媒体，自由式外来稿明显减少，但由于采访作风不扎实，扒分意识强烈，片面理解轰动性效果，仍不时可见“假”字号身影。
    记者是容易出名的职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篇报道可以助其成名，一篇报道也可以败其名誉。报纸肩负着传播资讯、守望社会的重担，绝不能以“图一时之快”而失信于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两年前在三明参加全省生活类报纸的一次会议，省委宣传部黄诗筠副部长强调的一句话：“做负责任的媒体”，希望早报同仁时刻牢记。（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８日）

    4月27日，早报娱乐版头条位置刊发早报记者采写的《陈珍珍道弘一出家迷》，文中的第一个小标题是“红颜知己已白头”，记述了陈珍珍终身未嫁是因为爱慕弘一法师的旧事。弘一法师出家原因历来是文化界猜测争论的一个迷，如能于此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这条新闻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
   该报道见报当天上午，陈珍珍老人给我打了电话，指责早报记者此稿严重失实，要求立即刊登道歉表明并挽回社会影响。因我在外开会，遂要求新闻中心康细民副主任带该记者于下午2：30赶去陈家说明情况，当面道歉。当晚，我与细民又到陈家作进一步沟通，商方补救办法。陈珍珍老人已80高龄，刚住院出来，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她情绪激动，认为自己一生清白没想到遭遇如此“突发事件”打击，而她的亲属们简直把我们当作了批判对象。他们家族是泉州的望族，现代“泉州第一通”陈泗东先生、光明日报出版社原社长陈清源先生都为陈珍珍堂弟，《中国青年报》副社长兼副总编陈小川则是其堂侄，他们家族相当看重个人名誉。记者就反映弘一法师传奇人生的影片《一轮明月》在泉开拍专访当年听过弘一法师讲经的陈珍珍时，并没有议及婚恋爱情，据此老人认为，这些内容为记者编造，属恶意炒作，企图追求轰动效应。
    陈珍珍因爱上弘一法师而终生不嫁的“珍闻”，一星期前记者就告诉过我，说市直某机关一通讯员提供了一条独家新闻。我当时即严肃告之，此内容涉及弘一大师和陈珍珍双方，必须慎重，如果不是陈珍珍本人讲述、本人同意发表，绝不能轻易下笔。意想不到的是，记者自作主张，道听途说，《陈珍珍道弘一出家迷》轻率刊发。
    报道对早报形象造成极坏影响。首先是，4月28日早报刊发《大师大德人所共仰》的追踪报道，主动说明前篇报道出现失实，对此表示“诚恳的道歉”，声明陈珍珍女士景仰大师的心情“与大家是一样的”。
    紧接着，《一轮明月》制片人四处打听我的电话要求面谈，而市佛协会长、开元寺住持道元法师发话，认为报道沾污了弘一大师的形象，是不能容忍的。为了不让事情进一步扩大，早报刊发了对道元法师的专访，借道元法师“凡夫之心怎可度圣人之腹”语，再点出早报《陈珍珍道弘一出家谜》的严重失实报道，“是佛教界、《一轮明月》剧组、陈珍珍女士不能接受的”，应“严肃纠正，挽回社会影响”。
    从目前情况看，事态有所缓和，即使“到此为止”，创刊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实报道造成的早报形象损伤已无法挽回。陈珍珍等人均引用上海某报刊登涉及宗教题材的报道，导致社长、总编、主任等多人被处分，记者被开除一事，来说明此事件的严重性。我们不会把当事记者往火坑里推，但是，如果不好好反思，总结教训，谁能保证以后不会“悲剧重演”？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失实必然带来报纸公信力的下降，这是媒体生存的底线。宗教题材是敏感题材，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一再强调对宗教报道必须从严把关。出教题材的问题不是明目张胆地责骂宗教，更多的是好心办成坏事，如西安某媒体，介绍穆斯林风俗时，不慎触怒了当地回民，造成穆斯林群众冲击报社和政府部门的事件发生，最后，相关人员一一从严处理，连老总都送进了监牢，才平息了事端。
    泉州是古城，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宗教对市民生活影响浓重，涉及宗教及其重要人物评介的题材，政策性强，记者下笔当慎之又慎。（２００４年５月３日）

    2001年8月，在迎接早报创办一周年的日子里，12岁的刘晨曦因早报的系列报道而成了新闻人物。
    得知华侨大学录取了一位当年全国高考年龄最小的考生，早报立即介入报道并作了周密的策划，特派记者谢庭荣赶赴河南采访刘晨曦的一家及所在学校老师，在小刘前来华大入学之时，早报邀请其父母在东湖电影院作了场超常教育讲座，听者甚众，小晨曦如明星般被家长们包围着问这问那……
    从新闻的角度看，那是一次成功的炒作，早报泉州焦点版的大篇幅特别报道勾住了广大望子成龙的父母们，也引来了省内外多家媒体。最后，刘晨曦的父母和华大校方担心采访及报道会影响他的学习和生活。说心里话，我们对这位少年能否顺利完成学业心中也没个底，中国科技大学早期的少年班学员宁铂等人长大后令人失望的表现更增添了读者的担忧。从良好愿望出发，早报与小刘父母有约：大学四年间，不再进行报道，并祝他学有所成。
    如果说，早报对刘晨曦的报道有“炒作”之嫌，这是媒体争取发展空间，扩大社会影响的需要，并没有违背新闻规律，那么，早报信守诺言，四年不再进行后续报道，就是出于从业者道德的自我约束，报与不报，换位思考，假如因此而让刘晨曦不胜其扰，加剧他本来就很弱的自理生活难度，进而损及学业，便与媒体的社会责任相去甚远了。
    早报耐心地等待着。直到今年5月初的一天，《华侨大学报》主编刘小波和我通电话中，给了刘晨曦已上榜研究生新生名单这一喜讯，早报才找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感觉。
    继《华大出了个十六岁研究生》之后，早报记者林加华、陈丽萍又专访了刘晨曦，追踪长稿《我不是传奇，也不是天才》写得很有看头，文中的早报信守诺言、小刘开始功课很吃力、被同学选为舍长、考研四个月刻苦胜四年等内容既有故事性，又具启发性，相信又将给家长们议论半天。
    现在的许多新闻，虎头蛇尾式的报道比比皆是，经常读到：“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事故原因尚未清楚”，读者希望知道的结果却被记者永远淡忘了。自《华西都市报》创办后强化“新闻追踪”带来高速发展势头起，追踪报道的积极社会效应日益为媒体所重视，新闻完全可以做得好看，甚至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悬念不断，高潮叠起，让人欲摆不能，满城争看，这样的报纸还怕没有销路吗？（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５日）

    “传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在高校，新闻系纷纷改为传播系，借以容纳更多的专业，如广告、影视、动漫等。把传媒理解为新闻的大有人在，实际上，从事“传播媒介”工作的人数何止区区百万？从上述例举过的专业就可看出，娱乐与传媒难分难舍。
    文化娱乐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外化形式之一，几乎称得上衡量生活质量最重要的指标。娱乐有高雅与通俗之分，却没有需要不需要之分，娱乐反映的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大众媒介则为娱乐提供了载体，从而通过传播产生心理的变化，形成普遍的社会认知。我们没有见过迈克尔·杰克逊，仍然知道他的一举一动；我们没有见过姚明，仍然知道他在每一场比赛中的得失；我们没有见过王菲，她生活的隐私部分，我们甚至比她的亲人更清楚。正是由于媒体对流行文化的热衷，乔丹的重返赛场才能给美国NBA带来超百亿美元的市场价值。
    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都市，市民报做到了实用性、必读性，在实现了“新闻纸”的实用价值之外，已无法完全满足读者的需求了。“一切皆有可能”、“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喜欢，我选择”，诸如此类的广告语充斥屏幕、街头，追求精神生活的个性化需求汇成了时代的强音。传媒作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其从业者如果未能感触到这种变化，恐怕要生存都会艰难起来的。
    喻国明教授认为，社会越发展，老百姓生活素质越高，娱乐经济的发展势头就越大。实用性资讯让人抓住机遇、优化决策、降低成本，直接影响到切身利益。体验性资讯反映出人的个性化发展和精神享受，它强调的是丰富人生，与直接利益无太大的关系。
    以前，两个人碰上面，头句话就问：“吃了没有？”现在多改为“你好”了，这是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化现象，并没有哪个政府部门发布强制性通告。还是说到“吃”，现在市民的求知欲关心的是吃的花样而非解决温饱问题。
    在这一大背景下，早报的版面无疑要增加可以“娱乐”的元素，连严肃的版面包括要闻版也值得思考。全国“两会”报道，可采访的人物那么多，你为什么就选这几位经济界的风云人物和文艺圈的名流？你怎样知道别人的发言不会更精彩？你为什么要去编汇会场花絮？还不是追求可读性。同城媒体比报，何谓输赢，关键看内容整合的可读性。印尼大海啸时，个别媒体的做法不减八卦色彩，丧失了人道立场，其可读性有了，美誉度却下降了，不值一提。
    我想谈谈早报《娱乐新闻》，包括一些专刊，编辑应该跳出娱乐做娱乐。现在的都市报（甚至机关报），娱乐新闻的雷同化最为严重，几乎全是“星闻”。其中，绯闻、私生活信息份量最足，可读性不可否认，个性化和品味缺少了，报纸的市值受到影响。“娱乐”是个很宽泛的概念，绝不仅限于影视的内涵，我们不妨把眼光设定于“大众文化”，除了明星动态，动漫节、花车展、自助游、时装周、美容赛、拓展营、马戏团，都应纳入报道内容，电视节目互动性强、挑战性大的室内与户外才智、体魄大比拼，收视率可观，主持人水涨船高，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体验式消费资讯的市场空间非常巨大。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早报是一张综合性市民报，娱乐版面不能完全被新新人类占领。陆小华在谈及细分读者群与市场关系时曾说：“稿件取舍趋向与标准的过分错位，会使内容不符合多数读者的需要，形成一种功能浪费。”由于“造星”的要求，策划公司会适时制造星闻有的人甚至孤注一掷“绑”明星名人闹官司（如赵忠祥、黄健中、高峰陷入的绯闻），以求通过媒体与大众混个眼熟，进而取得“娱乐圈的准入资格”。这类新闻，碍于明星的名气，不报道读者不满意，报多了事件真相大白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受损，我看报还得报，不宜炒作过火，分量、位置给予限制。同时，在版面上增加娱乐评论，点评要跳到娱乐圈外看问题，不要跟着公关通稿走，“娱评”是娱乐版的思想，失之，版面就无魂可言了。（２００５年６月1日）

    扩版扩什么？对这个问题，早报每次扩版都要问一问。
   这次扩版，并非早报领先，近段时间，《海都报》、《海导报》、《东南快报》纷纷扩版。一般扩为40-48版，《海都报》则为56版-64版，国庆前夕因为广告较多，后者曾扩至80版。
    9月29日、30日的《海都报》均比正常版面多出24版，29日增加的内容主要有泉州新闻（1版）、福建新闻（2版）、国内新闻（2版）、教育新闻（2版）、特别报道（2版），其他为专刊《厝边》、消费维权和文体闲休内容，30日最大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国庆泉州楼市导购手册。
    报纸版面多了，资讯自然也多，深度报道也有用武之地，在“大众”的基础上，还可以制作出适合“公众”口味的蛋糕。反正，一份报纸5毛钱，谁提供的东西丰富、实用，谁就拥有更多的读者。《海都报》无疑是全省发行量的头号报纸（含闽南版），其老大地位最大的好处是吸引了大量的广告，估计今年广告会达1.5亿元以上。
    面对强手，《早报》怎么办？在泉州，乃至闽南地区，早报也是强势媒体，论发行量，早报已上闽南第一。发行量大是广告量增加的基础，却不是惟一的条件，因此，扩大主流人群在早报读者中的比例，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从这一思路出发，早报必须把读者的广泛的注意力转化为影响力。恰恰在这方面，早报与晚报不可同日而语。
    提升影响力体现在版面上，即要增加对主流人群有用的资讯，这些资讯还包括有观点和参考意见，能潜移默化地扩大读者的视野，矫正读者的视角，影响读者的思维与判断，有助于读者事业的拓展与修养的提高。举个例说，事故新闻连篇累牍，看多了并无益处，不如抓住重大事故深入报道，撇开那些小火灾小车祸，腾出更多空间，报道“建设性”内容。这次扩版，国内新闻增至4个版，对版面定位重新确定，设立“城事”版，“专题”版，就是为了避免以前的社会新闻泛事故化。我总觉得，都市报的关注点是城市，反对本地新闻过多农村题材，所以这次加了一个“泉州新闻·社区”版，使“社区”增至2个版。加大社区报道一可以扩大早报的市区订户，二可以抗衡《海都报》的社区专刊《厝边》。《厝边》做得不错，但毕竟是周刊，一些软性的社区题材，社区人物、社区话题，早报都可以当天及时刊发，这种快速反映是《厝边》所没有的。对于国内新闻，我比较看重的是都市新闻。这方面省内其他报做得都不好，每天比报，几份都市类报纸的“国内版”，报的都是同样的几件事，难道中国的城市新闻，就那些几起事故几个腐败案件？城市建设、城市管理越来越受到市民的重视，别人的城市如何发展，如何解决诸如旧城改造、交通阻塞、居住环境、建筑特色、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难题，相信为本地市民（包括政府官员）所关心。本次改扩版的头两天10月13、14日“城事”版中的昆明公交车上现货架、杭州警卫开道减少扰民、上海110与119合并、大连为阻截海水筑地下长城、长沙一银行推出电子红色埋下腐败隐患，文字虽少启发却不少，这样的资讯属于“建设性”资讯，对主流人群来说，是“有用”的资讯。
    要使早报在成为“讯息管家”之后成为“意见领袖”并非易事，应该继续办好深度报道的版面，这次扩版，又增加了“有话直说”版。在早报之前，省内几份都市类报纸都仿照《南方都市报》在2版、3版位置开辟了言论、时评版，考虑到泉州的文化氛围与福州、厦门的差距，早报言论版不追求文体完整的杂文式时评，强调短评、有想法不妨说说，对一些重要新闻、新鲜事物或有争议的事件（现象），主动引导读者参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时又让有心者获得启发借鉴。这个版面值得好好经营。
    此外，这次扩版对B叠进行了调整充实。分别以《汽车周刊》、《东南亚杂志》、《房产家装周刊》、《闽南周末》打头，带动时效性差一点的专副刊版面（需提前一天印刷），既增加了汽车服务，生活服务内容，也考虑到争取年轻读者的市场需要，新设了《游民部落》《E网原创》，其中游戏周刊为全国综合性日报首创。（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５日）

    报纸的策划能力主要体现于不可预知新闻和可预知新闻上。突发事件发生，如何调动团队，组织采编，安排版面，追踪报道，此为前者，其操作到位的前提是快速灵活反映，可预知新闻的特点则是准备时间充裕，可以精雕细刻。
    如果据此认为可预知新闻的策划较为容易，那就大错特错了。每年的国庆、春节，每届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一年一度的广交会、9·8投洽会，各报都出特刊专刊，效果与影响差别却很大，为什么？难在哪里？一则你我之间得到的资讯、拥有的素材、甚至内容的主打部分大同小异，没有独家信息可言；二是几乎同时推出，不能独家发布，难以吸引眼球。
    所以报纸比拼，除了硬新闻，专刊的策划与质量也是考验刺刀亮度的地方，甚至可以说，离开优质的专刊，报纸难以打造特色个性。
    200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富强起来，“天不生邓公，万古如长夜”，1979年，一位考生的家长深情写下这句话，神化自己不是邓小平的意愿，然而他的崇高威望由此可见一斑。怀念一代伟人，我们心存感动与景仰，怎样策划相关的纪念特刊，则不是凭借一份虔诚可以做到的。
    《晶报》特刊名为《怀念小平》，共19个版，分“深圳故事”、“小平十章”、“天下感怀”三节，分别从深圳人、中国人、外国人的角度感受邓小平，重点突出伟人的人格魅力，在版式上借鉴杂志采用模块式，同样宗教的题目，同样大小的配图，同样的美术装饰，显得整洁大方，便于阅读。《新京报》在当日的A叠中推出《小平的话》，也把所有专题版面分为3节，即“真理之辨”、“政风云”和“经济强国”。《晶报》作为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的所在地报纸，“深圳故事”是出彩之处，而以高端市民为目标读者的《新京报》，以解读观点见长，都算抓在关键点上。
    报纸的专题报道，最初是杂志的王牌，杂志如何做这个专题？我特地买来《中国新闻周刊》、《环球》和《南方人物周刊》，发现风采各异，均有可圈可点之处。《中国新闻周刊》是时政类杂志，政论是其长处，专辑专访了多位中共资深理论家，约请知名学者撰稿，还做了邓榕的访谈，特别对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进行深度分析，认为“8·18”讲话设计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的确，放权让利，党政分开，党要管党，监督制衡，这些今天听起来理所当然的道理，当年在当权者阶层中的影响是振聋发聩的，难得的是，邓小平用晚年的政治生命粉碎了“终身制”，在从来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基础上倡建民主制度，显示出他作为时代立宪者的政治智慧。《环球》以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为己任，专辑巧妙地选择了邓小平高超的“外交大牌”为主题，与杂志自身的定位相吻合。安南曾经说过一句话：邓小平不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而且把中国推向国际社会的主流。《环球》以邓小平处理中美、中苏（俄）、中英（香港回归谈判）为个案，生动描述了“大国外交，小平特色”，并链接了邓小平历次出访路线图、邓小平外交语录。兴趣中国外交史者，专辑是一份绝好的资料。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南方人物周刊》的《典藏百年小平》。这份刚创办不久的人物周刊显然事先作了充分的策划与采访，与其他报刊比，《典藏百年小平》专号内容最丰富，尽管编排方法不外也是以生平介绍，小平与中国、小平与世界，小平身后分类，散文化、报告文学式的叙述方式却比读大部头的传记或思想史要愉悦得多，精心推选的邓小平工作、生活照片亲情毕露，很好地印证伟人是神坛之下的伟人。这期专号的高招在于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左版《小平时代》，右版《我们的故事》，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于光远、杨绍明、温元凯、聂卫平、刘永行、杨百万、年广久、林毅夫、卢奇、张潮阳等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物眼中看邓小平，无疑更能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位离去的老人，20个代表性人物的命运变化，足以感受到邓小平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我们纪念一位老人，是因为在他的时代，我们过上了小康生活，我们懂得‘饮水思源’的朴素道理。”该刊编辑部文章中的这句话，便是策划的目的所在。
    我喜欢收集有收藏价值的报纸、杂志专刊、专号，我认为可预知新闻的报道策划更能看出采编者的水平，比如独家观点，独家视角，独家整合能力，独家版式风格。在专题报道的制作中，主创者的眼力，团队的理解能力与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广泛浏览相关资料，努力挖掘鲜为人知的素材，走访咨询权威专家学者，反复梳理筛选去伪存真，认真寻找比较切入角度，甚至设想竞争对手的操作方案。好的立意与角度是成功的一半，以此入手，集思广益，智慧经营，方有可能棋高一筹，胜出江湖，征服市场。（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３日）

    战略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战略的目标在于创造竞争优势，赚取更大效益。
    任何两个企业，都不可能所有要素完全一样，照搬硬套只能加大风险。我到过的报社，几乎难找几家管理模式是完全一样的，相互间的学习，最大的收获是观念的改变。即使是新闻界大红大紫的《华商报》、《大河报》，在克隆《华西都市报》洗楼式征订模式后，分别也结合了西安、郑州的市情，在具体操作上灵活应对。
    奇怪的是一些党政领导的战略思路随心所欲。有报道称，在中国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中，有100余城市定位国际性都市，因而产生了大批贫困地区竞相建设大型广场的壮举。再说到泉州，历史文化遗存比较丰富，城市总体规划上便冠以“××××旅游城市”定位，早报几天前有则报道竟是：《十年后，身在国际旅游名城中》，只要到外面走几圈，我们便会为这般夜郎自大式的沾沾自喜感到可笑（好在最新修订的城市定位改为“现代化工贸港口城市”）。谁来制定战略？著名培训导师余世维博士说，战略制定者是了解企业环境与组织能力的人；引入各类观念的人；会权衡风险的人；能评估各项选择方案的人；能创新的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战略的规划必须由市长、总经理、总编辑之类的主管负责，但绝不是领导人根据个人喜好一手确定，身处其中，了解市场的各方人士均可能通过资料分析、团队协作作出贡献。
    几天前我和邱志坚、徐群晖、傅彬随施总到大连日报集团取经，《新商报》的马力总编，王盛波、邢永臣副总编告诉我，他们的广告达亿元，但发行投入不胜重负，实际利润很少。大连市场除日报集团的几张报纸外，还有一份辽宁日报集团主办的《半岛晨报》（类似于泉州的《海都报》<闽南版>、厦门的《海峡导报》），《半岛晨报》借省报之威，搅乱大连报局，特别严重的是压低报价与大送礼品，大连本地报纸只好跟进，发行费率因此高达100%以上，导致赚来的钱多数又流回去了。
    昨天接待《温州晚报》的张钢副总编，听到的则是另一种情况。温州报业竞争主要是本地几家媒体：日报、晚报、都市报和商报，外地报纸在温州影响不大，温州市委去年对报纸进行整合，四报合为一个报业集团。目前，集团运作还未完全到位，各报相对独立经营，但毕竟成了自家人，有话好商量，所以温州没有出现低价大战，《温州都市报》日出40多版，《温州晚报》日出24版，却分别有超1亿元、近7000万元的广告收入，很令我们羡慕。温州日报集团已初步决定，明年起各子报适度提价，仅这一项，预计可多圈进两千万元。
    当然话说回来，没有外敌入侵，竞争程度相对缓和，报纸生存压力不大，客观上对提高质量没有好处。
    大连与温州报业市情不同，办报的战略也不同。温州晚报、都市报、商报同质化明显，却照样有良好的利润，而大连《新商报》作为一张新都市生活报，为闯出新路，不断找寻“读（独）到的魅力”，力争以特色（商经特色、特色版式）打造市场强势，做得有声有色。对比之下，我们的采编部门对市场的了解并没有完全到位，对手的准确发行量，发行部说不准；对手的广告政策动向，广告部吃不透，这些都是危机的表现，尽管我们现在在本地市场处于绝对优势。（２００５年６月５日）

    “泉州市花是否刺桐花还没定论”，这不是一条大新闻，但早报4月17日、4月8日两次报道，先否定后肯定，是故设悬念，还是轻率上稿？虽说新闻是易碎品，但两天之内两种说法，“折旧”的成本太高。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因为介入了记者（叙述人）的意识（表述方式），报道内容与事件过程就会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往往是记者能力的体现，比如下笔角度，中心事实的把握等。主要事实一般不会错，在发生新闻官司时，有些被批评者要讨说法的理由便是抓住“细节”两字。比如说他出手只五拳记者而写成六拳，报社不是执法单位，公安笔录与采访不完全等同，新闻关注的是你出拳把人家打死了，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因此这类告媒体的官司不易获胜。但是，一个新闻记者，如果以此为据，捕风捉影，不拘小节，那就相当危险了，不求真实的“狼来了”经常喊，羊群覆灭的时候快到了。
    有人怀疑刺桐花不是市花，记者敏感地发现是个新闻由头，这很好，缺点在于过于草率，花卉协会、人大办公室是找对了，但人找错了，特别是没有表明要见报的采访态度，（否则他们如果不了解是不敢随便表态的），这条新闻的失实虽然在次日得到纠正，但读者对早报的印象却是负面的。
    我在晚报编辑部工作时，有一次受报社之命去调解一起“采编事故”，记者有篇经济类深度报道，在谈及石狮的品牌战略时，举了爱花牌胸罩、闽狮牛仔服装、全家福服装等几个牌子为例，末了用了一个词，说这些品牌目前已销声匿迹了。要害就在这四个字“销声匿迹”。事实上，这几个曾经让石狮骄傲的牌子，或因为被外地克隆或经营不善，已经奄奄一息，正找不到“救命稻草”呢。我们不能认为，一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文章中没有几个字的差错，问题在于这一“关键词”使报社陷入被动。尽管我不敢把采写的记者和版面的责编带上，一见面照样吃了冷门粳，当然，最后的结果还算成功，一场风波得以平息。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另一篇报道，那是篇主旋律内容的，说的是一位残疾人企业家热心社会的事迹，作者（通讯员）在褒扬主人公时举到一个例子，说他帮助一家颇临破产的知名玩具厂渡过难关。错就错在“濒临破产”这几个字，这家江总书记参观过的正红着的玩具厂老板带着律师气势汹汹追到报社，提出索赔100万元，后经过反复调解，才予罢休。而晚报连续在突出位置发表了二次致歉（文字还得由对方认可），对报纸形象、对作者本人都是不小的损伤。对一篇长篇通讯而言，四个字可以忽略不计，在法律面前，它却是致命的硬伤。
    新闻研究室本周点评中就指出4月16日关于我省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短信作骗行为在安溪展开的新闻，早报与晚报“报道的人数有较大出入”，肯定有一篇出错。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同日报纸上中山路工程挖到宝贝的报道中，对于那条巨型条石（宝贝），《海都报》与早报报道的重量明显不同，早报是“至少有2吨多”，海都是“100多公斤”，只要有点常识的读者便可以轻易地算出这一长3.5米，宽0.75米，厚0.35米的石头重量。有些采编人员以为，反正主体事实真实即可，殊不知长此以往，读者对一张朝代说不清，斤两无法论的报纸会失去信任的，而“信任危机”的后果，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再明白不过了。（２００４年４月７日）

    “传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在高校，新闻系纷纷改为传播系，借以容纳更多的专业，如广告、影视、动漫等。把传媒理解为新闻的大有人在，实际上，从事“传播媒介”工作的人数何止区区百万？从上述例举过的专业就可看出，娱乐与传媒难分难舍。
    文化娱乐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外化形式之一，几乎称得上衡量生活质量最重要的指标。娱乐有高雅与通俗之分，却没有需要不需要之分，娱乐反映的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大众媒介则为娱乐提供了载体，而通过传播产生心理的变化，形成普遍的社会认知。我们没有见过迈克尔·杰克逊，仍然知道他的一举一动；我们没有见过姚明，仍然知道他在每一场比赛中的得失；我们没有见过王菲，她生活的隐私部分，我们甚至比她的亲人更清楚。正是由于媒体对流行文化的热衷，乔丹的重返赛场才能给美国NBA带来超百亿美元的市场价值。
    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都市，市民报做到了实用性、必读性，在实现了“新闻纸”的实用价值之外，已无法完全满足读者的需求了。“一切皆有可能”、“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喜欢，我选择”，诸如此类的广告语充斥屏幕、街头，追求精神生活的个性化需求汇成了时代的强音。传媒作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其从业者如果未能感触到这种变化，恐怕要生存都会艰难起来的。
    喻国明教授认为，社会越发展，老百姓生活素质越高，娱乐经济的发展势头就越大。实用性资讯让人抓住机遇、优化决策、降低成本，直接影响到切身利益。体验性资讯反映出人的个性化发展和精神享受，它强调的是丰富人生，与直接利益无太大的关系。
    以前，两个人碰上面，头句话就问：“吃了没有？”现在多改为“你好”了，这是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化现象，并没有哪个政府部门发布强制性通告。还是说到“吃”，现在市民的求知欲关心的是吃的花样而非解决温饱问题。
    在这一大背景下，早报的版面无疑要增加可以“娱乐”的元素，连严肃的版面包括要闻版也值得思考。全国“两会”报道，可采访的人物那么多，你为什么就选这几位经济界的风云人物和文艺圈的名流？你怎样知道别人的发言不会更精彩？你为什么要去编汇会场花絮？还不是追求可读性。同城媒体比报，何谓输赢，关键看内容整合的可读性。印尼大海啸时，个别媒体的做法不减八卦色彩，丧失了人道立场，其可读性有了，美誉度却下降了，不值一提。
    我想谈谈早报《娱乐新闻》，包括一些专刊，编辑应该跳出娱乐做娱乐。现在的都市报（甚至机关报），娱乐新闻的雷同化最为严重，几乎全是“星闻”。其中，绯闻、私生活信息份量最足，可读性不可否认，个性化和品味缺少了，报纸的市值受到影响。“娱乐”是个很宽泛的概念，绝不仅限于影视的内涵，我们不妨把眼光设定于“大众文化”，除了明星动态，动漫节、花车展、自助游、时装周、美容赛、拓展营、马戏团，都应纳入报道内容，电视节目互动性强、挑战性大的室内与户外才智、体魄大比拼，收视率可观，主持人水涨船高，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体验式消费资讯的市场空间非常巨大。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早报是一张综合性市民报，娱乐版面不能完全被新新人类占领。陆小华在谈及细分读者群与市场关系时曾说：“稿件取舍趋向与标准的过分错位，会使内容不符合多数读者的需要，形成一种功能浪费。”由于“造星”的要求，策划公司会适时制造星闻，有的人甚至孤注一掷“绑”明星名人闹官司（如赵忠祥、黄健中、高峰陷入的绯闻），以求通过媒体与大众混个眼熟，进而取得“娱乐圈的准入资格”。这类新闻，碍于明星的名气，不报道读者不满意，报多了事件真相大白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受损，我看报还得报，不宜炒作过火，分量、位置给予限制。同时，在版面上增加娱乐评论，点评要跳到娱乐圈外看问题，不要跟着公关通稿走，“娱评”是娱乐版的思想，失之，版面就无魂可言了。（２００５年６月1日）

    娱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外化形式，娱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终极目标，这是时代的进步使然，这是当代人的幸福所在。
    我这里特指的“娱乐”，则是报纸版面上的“娱乐新闻”，几乎所有综合性时报，包括严肃的大报机关报都离开不了这样的版面，就象盐和味精，虽然构不成美味佳肴的主角，却弃之食无味也。
    “娱乐”是调节紧张生活的佳品，它使身心放松，增加茶余饭后谈资，丰富人生情趣，一句话，何“乐”而不为？
    娱乐新闻的危险：庸俗化甚至低俗化倾向。改革开放之初，受港澳报纸影响，娱乐版给内地报纸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人们发现，原来在宣传功能之外，报纸还有休闲、渲泄的功能（尽管这功能早已存在），《周末版》一时风行，报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时至今日，娱乐新闻风光不再，其中原因值得深思。翻开各报娱乐新闻，我们轻易地发现大同小异，都是那几位明星的笑脸，都是那几个大腕的绯闻，久而久之，不是令人生厌，就是让人看出报纸的品味不高。省内一家报纸最近作了一次市场调查，结果叫编辑大吃一惊，原来他们口口声声的主流读者群体对低俗的娱乐新闻评价极差，而文化水平低下的民工阶层，农村青年最热衷于此类新闻，可见，市场目标与读者群体出现脱节现象。
    从6月24日“三明会议”到9月6日“福州会议”，省宣、省出版局列举的部分报刊低俗化个例中，比如“意大利艳星竞选米兰市长”等等，有的题材以批判的态度入手，却突然渲染“星、腥、性”场面或画面，这些东西是否低俗有个视角的问题，有的内容被批评我也不全能接受，但这样的检讨如果经常写，不能不说明我们的娱乐新闻编辑导向存在问题。
    东南早报已走过初创期，步入成长期，如果说，初创期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偶尔迎合一些低级趣味是情有可原的。成长期的报纸更注重的是社会美誉度，这是争取主流人群的一大前提，这时候的报纸，若仍靠恶性案件、事故和绯闻来支撑版面，那报纸的前景堪忧。
    电视的娱乐节目可资借鉴。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超级女生，央视的幸运52，东南卫视的明星脸等等，内容时尚、通俗，看重的是广泛的参与性，央视的“朋友”、“艺术人生”，主角也是明星，看重的则是探寻明星的心路历程，揭示明星成功给人的启迪，弘扬的是明星真善美的形象。恰恰这两方面，我们的版面都很缺乏，既没有实现编读间的互动，又未能给人心灵的熏陶，理所当然属于“非主流”版面。
    现代社会，娱乐的形式多多，而许多编辑的视野却越来越狭窄，仿佛除了明星生活已无娱乐可言。创造现代致富神话的陈天桥，最拿手的功夫就是“电子游戏”。游戏资讯颇为市场看好，连专业的计算机类报纸也辟出专版专页以招揽读者，早报却未闻；热点新歌层出不穷，登歌词评曲调谈点创作演唱后趣闻，必定是受青年人欢迎的，早报却未闻；国内外大型文化活动或重要文化人物最新动态，比如上海现代艺术双年展引起争议、香港漫画节轰动全城、刀郎现象、张艺谋的雅典8分钟点评一经推出，肯定利于销售，早报也未闻。是否应该把“娱乐新闻”改为“文娱新闻”，如果让“文化”的含量多一点，版面的重量也会多一点。当然，我所说的“文化”，是可读的文化资讯和生动的文化短评。各种各样的艺术和艺术家只要有新闻点，能让市场目标受众兴趣，都可以走上早报的版面，这样，我们的“文娱新闻”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真正吸引主流人群的眼球。（２００４年９月７日）

    再过两天,就是巴金老人的百岁华诞了!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高寿至一个世纪并不属人间奇迹。
    但是巴金,20多年来一直与病魔抗争着的一代文学大师,支撑着他羸弱躯体特立独行的,是信念、友情与爱。他创造了奇迹。
    巴金仅仅小“五四”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另一位世纪文学大师冰心四岁,却一直视冰心为文学前辈,少年时代的巴金常常从冰心的文章中寻找温暖和安慰。青年巴金受过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影响较深(也因此有了泉州之缘),他的博爱思想源自于克氏的《告少年》与冰心的早期作品。
    以姐弟相称的巴金与冰心的相知友情堪称人间典范。我记住了巴金对冰心说过的话: “我依然把您看做一盏不灭的灯,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 “友情是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了光彩,我的生命就会枯萎。”
    20世纪30年代初的泉州,当时一个闭塞的小城,巴金三次千里迢迢而来,为信念、爱和友情而来。他与丽尼、吴克刚、陈范予、叶非英、陆蠡、吴朗西、伍禅、鲁彦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并且,留下了《春天里的秋天》等不朽名篇。巴金丰富了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字。
    晚年巴金,犹如风中残烛,几与外界断了联系,只有少数人,如冰心的女儿、称他“舅舅”的吴青有了去探看的特权,每次,还要捎去读者们的问候。我见过巴金胞弟李济生老人,他长得与巴金一个模样,满口四川腔,巴金说的也是这口音。泉州人国语水平有限,当年巴金与泉州朋友间的南腔北调,听起来一定是很有趣的。多少年过去了,重返文坛的巴金老人旧情难断,十一次赠书泉州,受聘黎明大学名誉董事长,与泉州再续前缘,又一次传为文坛佳话。
    我曾经纳闷,巴金完成《随想录》后,身体已极度虚弱,生活不能自理,全国作协换届,巴金竟仍高票当选主席。作秀吗?不,作家以作品说话,职位对德高望重的他而言不外乎过眼烟云,巴金写过这样一句话:“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当代中国文坛,巴金自己便是这种存在。
    冰心瘦弱娇小,但她的脊梁始终坚挺着。巴金温和寡言,同样拥有铮铮铁骨。 他们积极投身于时代的激流之中,而又自觉游离于政治漩涡中心,他们用爱、智慧与良知,高筑起文学的圣坛。
   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欣逢华诞喜庆,传统的做法绝不宜提及人生的后一个端口。1999年2月28日,冰心没有被我们真诚的手所挽留,有一天,巴金也会老去,但是他的作品不会老去。对于后事,巴金很坦然,因为早已“把心交给读者”了。 巴金晚年的心愿,是创建“两馆”,文革博物馆与现代文学馆。现在,他的手模已镶嵌在文学馆新馆的大门推手上,每一位进入者,都能感受到巴金对中国文学的巨大推动作用。五卷《随想录》则是一座无形的文革博物馆,其中以血泪凝成的忠言“要讲真话”、“独立思考”将久远地回响在我们的耳边。 “真挚是一切创作的灵魂与力量。”这是冰心对巴金《随想录》的评价。 “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巴金说。

    因为爱,才有真挚。因为真挚,所以爱得更深。 (2003-11-23)